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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陆学者:丧亡之兆随处可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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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作家拉伯雷(亦译为“拉贝莱”)有句名言:“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,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。”时隔四百余年,这句名言在中国网络言论中被高频率地引用,可知社会整体的良知与道德状况是何等模样了。

学术无良知是知识精英阶层的事情,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不大。政治无道德则是时刻影响百姓生活的重大因素,以至於他们随时都感到处於被剥夺、被羞辱的境地,因为政治运行在最微观处必然表现为权力产生的利益分配效果。比如说,普通市民排队申请经济适用房数年不果,而刚交付使用的经济适用房小区里却停有不少豪车──有权人士使用冒名方式侵佔了弱势群体的利益,但是弱势群体的质疑往往又被公权力体系指为“缺乏证据”而遭搪塞。

政治本能导致常识匮乏

在中国社会,常识本来就不可靠,“潜规则”大行其道。再加上利益集团的政治本能过强,社会病态就成了难免之势。本能战胜常识的最经典例子是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的预言:他曾预测萨达姆可利用全民皆兵的优势战胜美国,结果萨达姆不但败了,而且被吊死;他又认为卡达菲比欧巴马支持率更高,因此,在人民的支持下,也会战胜美国。人们十分纳罕此人之言行,以至於说“张召忠挺谁谁死”。

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知道欧巴马的支持率虽低但是真实可靠,即便不得未来连任也非本人承受不起的事情;而卡达菲不仅高支持率是虚假的,而且他承受不起正常权力更迭的结果,更何况武装反抗所致。

所谓物伤其类,兔死狐悲。由於无法秉持最基本的是非观即道德底线,靠公权力牟取暴利的诸多集团就採取“能骗一阵儿就骗一阵儿,能骗一会儿就骗一会儿”的办法。比如说,在杭州,为掩盖燕窝有毒即致癌的真相,有关利益方推出假冒的马来西亚官员作证并虚构对方官方机构,以证明燕窝生产源血燕“绝无问题”。事后发现不仅马来西亚的机构与官员均系子虚,而血燕作为一个物种在马来西亚也是乌有。

病态社会源於病态政治

编造事实欺骗公众在恶劣治术中已屡见不鲜,其变种则是“否认原则”。比方某地或(及)某人被曝出丑闻,官方发言人很本能地出面否认.即便不是直接否认,也会採取变相的手法来为丑闻辩解。铁道部的王勇平因“反正我信”一言而名声大振,外媒则惊讶地问:“中国的发言人出了什么问题?”

外媒除了惊讶,还有建议,有的(如BBC发表裴敏欣的文章)好心地建议“中共政府需要加强微观治理”,但同时也无奈地歎息“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表现有些糟糕”,此种判断远离了中国制度性腐败的现实。面对制度性腐败或言“社会性腐败的膨胀”,一些学者(如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)指出:人们对制度性腐败是无可奈何的,多数人只能归化於此种无奈,以便分羹一杯。为了分羹一杯,有关的方法论也成为公开话题.有作家甚至写出“搞关系”的专着,帮助人们确认“从一种不公平的安排中获益的手段是平等地利用它”的原则.

王晓明教授转引斯宾诺沙“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”,而引伸出“个人如此,社会亦然”那样,我们仍可以从无法计数的个案中抽取样本进行分析。比方说,人们可以指责武汉医生因病者交不起一千元的手术费,给病者已缝的伤口当场拆线;也可以指责慈善机构滥用捐款,而致社会善心遭伤害。但是,很少有人注意到:任何敢公诸於众的缺德行为,均有它自己的“合法”依据。

政治制度派生政策导向,政策导向派生收费权力。这是中国到处需要证明文件或手续的“基本原理”。因此,在最大的权力批发中心北京,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无处不见办证广告(见图)。

利益集团稳居盘剥地位

据一些媒体透露,外地民工的孩子在京上小学需要五种证明,而即使办完五种证明,也不一定能争取到合法的入学机会。在另一端,教育分利集团却能通过貌似合法的渠道、发出红头文件,取缔民间自发办起的民工儿女小学.此为“中国版的种族隔离政策”无疑,也是丑陋的收费政治的一个缩影。

北京民工儿女就学需要的父母在北京的长期务工证明,一份以“出手续”方式代办的假证明需要四百到六百元不等的费用。涉及到其他证明的办理及人情疏通费用,整个市场规模超过两亿元人民币。

人民的叫骂、舆论的指责也许会让一些行为有所收敛,但本质是改变不了丧亡趋势的。比如人们普遍质疑的慈善机构,不仅会从善款中提出超比例的手续费,还会给捐赠品“定价”,以捞取更多的非法交易。《经济观察报》曾在七月份披露:红十字扶贫中心的扶贫也是有偿行为,它会对无偿赠品收取市场价百分之十至十五的“售价”而以扶贫名义卖出去。

由此可见红十字会扶贫本不扶贫,反而吃的就是穷人,靠的就是政府批文。靠批文、吃穷人是病态政治的核心密码.以经济适用房为例,全国三四线城市的该类住房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被权力分子冒名佔据,或转售或租出。官员倒卖经济适用房的毛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,并且不用交税。

政改无共识的“北京共识”

革命性意识形态失败,经济增长宗教化,国学复兴为官本位提供了历史资源,其中矛盾纠缠非短时间可釐清与解决.因此,本来歧义频生的社会转型问题更加複杂化;因此,政治改革没有共识才是真正的“北京共识”。一段时间里,作为中共理论重镇的中央党校,有人提出加强“顶层设计”型的政改思路,意在中央再集权的基础上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。但是,由於党控意识形态体系而不是行政分级体系里面,出现了没有共同道德底线的情形,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,只要排除群众参与,就只有死路一条.

如果存在党控意识形态体系的共同道德底线,就不可能在“跨省”成为丑陋政治商标之后,再次出现“跨省”;就不会在铁道部发言人“反正我信”的雷人话语之后,再出现“反对我就是反党”的狂妄叫嚣。

中国已经错过了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窗口期,更何况,全球共产党政治体系里面,只要成为执政党,其党内民主从来就没实现过.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早有总结,此处无须多说.

 

 

阿波罗网责任编辑:zhongka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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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客
   11/16/11 02:32:00 AM
中共现在每一日都要使用武力、开过枪才过去。这就是战争!在执法外衣掩盖下全国发生的战争!它必然发展到激烈的武力对抗。中共的敌人是中国民众,这场战争注定中共被消灭的下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