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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励之: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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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波罗新闻网2012-04-07讯】 作者:方励之 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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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文的大部分内容曾于2004年在“Human and Human Rights”上以英文发表过,现以中文发表。

——作者

1989年到了。

新年伊始,北京就开始下雪,软软的,洁白,冷清。谁也没有想到,4个多月之后,这里就会发生一场社会大爆发,雪变成了血,人肉,和死亡。

1987A超新星爆发

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,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发━━超新星爆发。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超新星上,但是,超新星1987A爆发之后,超新星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。不但天体物理界,就是非天文界,非科学界似乎也对超新星发生了莫大兴趣。很多地方都要请天体物理学家介绍超新星。我也多次被请过。因此,不得不写篇科普应对。

在现代,超新星爆发是个纯粹的天体物理或宇宙学课题,但在中国历史上,超新星爆发(古称客星的一种)不仅是天文,同时也是人文。中国古代极重视这类稀有的异常天象,原因之一是为了占卜。按照古占星术,超新星爆发一般不是好兆头。从汉朝以来的2000年里,最壮观的超新星爆发有过6,7次。例如,“宋史”上记录,公元1006年爆发的客星,“状如半月,有芒角,煌煌然可以鉴物”。按占星术,这种壮观的天象大都预示着兵燹、天灾、或者是皇帝要驾崩了。据说,每次凶兆都“应验”了。比如,公元1054年客星(即有名的蟹状星云)占卜结果是“上有灾”。果然,不到一年,辽兴宗耶律宗真就归西了。

天文界有不少占星术业余爱好者。一位精于此道的爱好者占曰:1987A爆发亦主凶,“上有灾”。果然,不到一年,中华民国蒋总统经国就“驾崩”了。位置也合,1987A并不在银河系主体中,而是在银河系外围的大麦哲伦岛星云中,恰如大陆之外的台湾岛。这当然皆为戏言。但超新星的确曾有过重要的作用。每当客星出现时,负责占卜的官员一定要上奏皇帝,建议颁行“天下大赦”,以感动上苍,消灾灭祸,造福社稷。这时候,皇帝也不得不听从。在这个意义上,超新星对黎民百姓应算是景星。

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天文台,前身就是负责观象、历算和占卜的司天监。如今的北京天文台已没有义务和能力去预卜统治者的未来了。但是,按传统,今天的天文学家仍有义务也有权利关心社会的灾祸。在我写超新星文章时,''大赦天下''的古制又再一次被想起。中国社会的今天,不是同样有必要颁行一次''大赦天下''么?

“大赦天下”的公开信

因此,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。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,建议颁行大赦:

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:

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,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。围绕着这些日子,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。但是,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。

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,我诚恳地向您建议,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,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。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,赦免他这样一个噎服刑十年的人,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。

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,由它所标志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。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,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。

谨祝近祺!

方励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

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乱的罪魁之一的信。

此信手抄了3份。一份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,寄往中共中央。下落不明。

第二天,元月7日,星期六,有两位客人来我家。第一位客人是刘达,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。他看了信稿后,表示很赞同,连连说:“是该把这些人(政治犯)放了!”而且,愿意帮我把信送到到中央。他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,有有效的送信渠道。刘达转送的那份手写原件,后来曾在军事博物馆的“平暴展览”上作为暴乱物证展出过。

元月7日来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(Perry Link)教授。林是新朋友,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北京,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。我曾于1986年通过美中学术交流项目访问过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。所以,林到北京后,我们很快认识了。我把致邓小平信的第3份手写本给了林。当晚他就把信译成的英文,给了一些外国记者。这样,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。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写的反革命原件,在他的家里作为反革命物证挂在墻上展出。

2月13日下午,北岛、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来我家,询问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,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的打印副本。他们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,也呼吁特赦政治犯。该信当即用我家的286计算机打印出来。3天后,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,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签名,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。

同时,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,呼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。为发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。他那封信发表时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签名。

后来又有文化界(戴晴,苏炜等)的另一封公开信。

事不过三。几封公开信发表后,最高当局坐不住了。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,他们的正式论据是,写呼吁信是干扰中国司法的独立。可见,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,公民写呼吁信的权利也是没有的。呼吁信算是一种“瘟疫”。接着,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,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,有的“美言”相劝,有的被警告,有的被公开监视。我的待遇是非公开的监视。

以下是非公开的监视的两个小证据:A.当局编制的指控我“制造动乱”的文献影片中,有我骑车到天文台上班的镜头。 B. 6.4之后,我在科大时的秘书顾安苏被当局审查,问他:“你为什么一天三次去方励之家?我们有录像,证明你一天去了三次。”有录像当然不能否认,祇能从容而答,顾说:“没错,是去了三次。因为方老师家的饭好吃,我一天去吃三顿。”

宴会事件

就在呼吁信“瘟疫”流行的时候,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,来了中国。

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、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。但是,对中国,总统面临的选择是:冒着开罪中国政府危险,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?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,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,以维持政府之间的“老友”关系?总统有聪明的智囊,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,即邀请一些中国的异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。按西方的文化,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,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,因此,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,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,又不会有损于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。似乎是个高明的平衡。

就在这种情况下,李淑娴和我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,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。后来知道,总统的告别宴会邀有500位客人。除李淑娴和我之外,还有于浩成先生等几位异见者,总数不超过百分之一。不能不承认,总统智囊的计算是很精密的。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误差范围之内。

然而,智囊们的计算还是错了。他们忘了中国的宴会政治文化传统。在中国历史上,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,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会连在一起的。相比于莎士比亚的戏剧,京戏中的宴席场次要多得多,其道理即在于此。大凡唱到“摆酒设宴”一场,就知道好戏要到了。

泱泱中国岂容得美利坚总统也来一次摆酒设宴的政治戏?总统的Texas BBQ牛肉宴,是选错了地方,选错了时间,也选错了对象。中共领导人绝难接受,在他们是客人的场合,居然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在,那怕祇有百分之一。我知道此中的厉害。因此,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,2月23日,我就电话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(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职,我认识):我收到了宴会邀请。如果当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请,就请及早告诉我,以便及时婉谢。

按常识判断,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兴也不会形之于色。更聪明一点,可以利用宴会一事,做出一幅宽容的姿态。所以,我估计,如果当局不容许我出场作客,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天文台或科学院直接通知我。事实上1986年后,凡不准出国、或不准去合肥参加学术活动等等限制,都是以这种方式通知我的。

3天过去了,直到我动身赴会前,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约。那天下午,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,要送我和李赴会。当局的闷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呢?一时真不好猜了。

确实,智商正常的人绝猜不到当局会采用如下的5大对策达到一个极简单的目的:阻止我们赴宴。

第一对策:戒严截车。

2月26日下午5:30,我们同林培瑞夫妇乘一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,一路向东,直奔希尔顿长城饭店。后来,司机告诉我们,我们的车一上路,他就发现有另一辆车尾随上了。但是,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。6:00左右,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,发现戒严了。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,不准一切车辆通行。开初,我们还以为是为了布什一行的安全而实施的。哪知道,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,立即密集拦截,戒严遂即解除。原来,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了截住我们这辆车。

第二对策:最高特工当场指挥。

我们被截下车后,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,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,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。为首的一个黑粗粗的便衣,一看即知是个训练有素的打手,他上来就架住我,接着说:“我是这次布什来访安全的最高特工负责人。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,所以你们不能参加宴会。”可见,中国最高特工当晚根本就没有去保卫贵宾。

第三对策:停止公共交通。

不能向前,祇好向后。我们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证提供给“最高特工”的名单。这时,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。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。该车走了数百公尺,又被警车追上,再次勒令停车。不得已,我们祇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,或汽车。然而,警察还是比我们快,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,所有过往公共电车汽车都被警察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,不准上车,也不准下车。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,陪同我们一起倒霉。

第四对策:陪同“散步”。

放弃乘车的念头,我们向秀水街使馆区步行。这时已约7:00pm,天色昏暗,气温下降。我们4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“陪同”,穿制服的,穿便服的都有,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。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。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个以上。至于看不到的后备队,可能更多了。总之,一两个自由思想者,抵得上100个武装的警察。

8:30pm,我们走到使馆区,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(Horley)夫妇,他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后,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。警察无奈,不能再“陪同”我们了,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。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,处在待命状态。8:30-9:30,在 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时中,我们同许多记者联系上了。早在宴会进行时,许多记者已发现李淑娴和我的席位是空的,知道事情一定有变。很想知道详情。因此,我们决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饭店,那里住有上百个专为采访布什访华而来的记者,可以让更多的媒体知道今天倒底发生了甚么。

对策之五:“护送”我们去记者招待会。

我们与香格里拉饭店的电话联系,当局必有窃听。因此,我们很担心,在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时,可能又会遇到警察拦截,以阻止我们会见记者。一上路,确实又有警车紧随。但是没有拦截,一路通行无阻,安全而准时地到达香格里拉饭店。之所以如此,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,当局原计划的阻挡方案中没有有关记者招待会一项。一个中央计划政权,原计划中没有的,警察也就不去做了。(计划对警察行动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标语看到。 1988年初,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台前的路上写了一条大字标语“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(上限)计划而奋斗”。)

晚11:30,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,发布了我们的''晚宴''经历。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划的努力,没有白费,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,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。

南下苏州

1989年3月6日晚,我乘京沪特快列车从北京南下。目的是去苏州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大会。同车走的还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,以及顾安苏。一夜顺利,7日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进入上海新站。

一下车,就看到有3个人来接我,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杨缢泉。他们是当局委派来特殊''照顾''我的。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,径直去苏州。因为杨等都是天文界的熟人,我不能为难他们,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照顾,坐进他们准备好的小车,立即离开是非之地上海。而其他4 个来同上海者,则自行其便了。

杨缢泉倒也相当爽快,轿车开出上海站后,他第一句话就说:“老方,这次可不要在苏州爆炸原子弹。我们是老朋友,一言为定。”

我当然明白''原子弹''的含义,答道:“我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,不会有''原子弹''爆炸。”

事实的确如此。为了不给同行带来麻烦,凡天体物理学术会议,我祇宣读论文。免谈国是。隔墻有耳啊。苏州会议,当然也不会例外,除了宣读原初宇宙大爆炸论文外,祇打算到苏州观前街上去买点豆腐干。

在苏州的5天会议中,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动倍受照顾连到观前街也有专车专人陪送),而且,其他许多人也得到''照顾 ''.整个会议期间,我们所在的饭店,没有其他客人。因为,当局已命令该饭店经理,这5天之内,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,也不准任何外人进店访客。对外公布的理由是,这些天文学家所研究的星空和宇宙,都是高度尖端的,必须严守机密。与会的天文学家不禁为自己的身价突增,而飘飘然。

但也有人倒霉。有两个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,正在苏州办事,借住在苏州大学。其中一位编辑负责出版过我的《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》一书。他们得知我在苏州后,就邀我于3月8日晚上在苏州大学食堂吃晚饭。我答应了。这个简单的约会,没有其他人知道。可是,在他们约我之后不到3个小时,就被苏州大学当局找去,盘问他们倒底是如何同方励之联系上的,为什么要请方来苏州大学吃饭,等等。两位朋友一一如实交待了。还好,没有阴谋,当局对他们从轻发落:要他们立即离开苏州大学,不准再到苏州大学来吃饭。

这件事很快在天文会议上传开了。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学家们研究,当局倒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在3小时之内就得知方励之要去苏州大学吃饭的。可见,不祇隔墻有耳啊。一些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使用严密的逻辑排除了不少解释;实测天文学家则使用他们的最拿手的方法━━证认饭店中的哪些人员是由安全部派来的''钉子''.

谢天谢地,虽然有点小插曲,5天的会议总算圆满结束。散会的时候,杨缢泉非常高兴地来和我道别,似乎也是对我这个老朋友的一种感谢,他说“原子弹没有爆炸!”当然不会爆炸,“原子弹”不是带在我身上,而是蕴藏在社会中。

三百年和七十年

用''原子弹爆炸''来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国社会形势,确有几分准确。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。一,有足够多的可裂变物质;二,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;三,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。1989年的中国,这3个条件恰好都具备了。

首先,腐败日益滋长,政治改革迟迟不行,言论自由、新闻自由空间的狭窄,使越来越多的学生、知识份子、工人、个体户、党内干部、甚至一些上层干部都感到愤懑、压抑和不满,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可裂变元素。潜在的爆发能量处处皆有。

其次,1989年有好几个纪念日,五四运动70周年,建国40周年,北京民主墻10周年,分散的不满和愤懑很容易在这些日子里集中到一起,使裂变物质聚集到临界质量。

至于引爆的“中子”,几乎是时时都有的。由当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规模的风波,此伏彼起,从没有断过。比如,当局对那几封大赦天下公开信的拙劣处置,就是能引爆的“中子”之一。

尽管如此,我当时并不觉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改革。应北京五四70年纪念活动之邀,1989年4月4日,我写了一篇文章“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”。我对历史估计是: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''五四'',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……。然而,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,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。意思是,一九一九年,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,而那时,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,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。”所以,“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,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,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,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。”

意思是说,解决“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”,前后用去了307年,1914-1607=307.起始和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分别是:1607年,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版欧氏“几何原本”及随后的中西历法之争;1914年(民国三年),中国正式采用基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历法,“洋”历通行。在民国三年颁布的历书上特别写有:“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”,这是300年才得到的结论。而1919年才引进的德先生,到1989年,祇同“传统”冲突了70年。远还没有认识到德先生是“东西各国通行之法”,不奇怪。再“冲突”100年,也不算太奇怪。

四月和五月

4月15日胡耀邦去世,可裂变元素聚集,终于大大超过了临界质量。爆发了。历史发展是不是加速了?

学生的请愿和示威开始后,我的生活方式,大体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。下午接受各种访问者,有朋友和学生,有中外记者,当然来访者中也有关部门的线人。晚上则是我写学术论文的时间。

在所有记者访谈中,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学生的诉求。但我一直没有去游行,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。原因是被全天候监视。早在学生请愿的第3天,4月20日,有关当局就开始在内部传达,北京的学运是由方励之夫妇一手制造和指挥的。并以此为由,伺机扑杀运动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,北京天文台和学界的有心人处处帮我防范,以使在全天候监视下,当局也无机可伺。

4月25日,席泽宗教授邀我去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做报告,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众报告。讲的是北京天文台的 710年。元朝定都北京后,郭守敬等建北京天文台,历元明清各朝,司天制历。以北京天文台漫长的历史腑视人间,如今不过是又一新朝罢了。星移斗转,潮起潮退,朝兴朝衰,概莫能外。科学的“法轮”已转进了中国,民主的“法轮”也在转了,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们转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。很巧,当晚广播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”,群情哗然,果然,嘎嘎之声又起。

4月27日,学生组织大游行,科学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,目的是抗议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。可以预料到,当局要以抓“一小撮人坏人”的方式,镇压运动。这是中共镇压各种不满情绪的惯用方法。李锡铭(时任北京市委书记)在内部已明说,这“一小撮”组织游行的,就有方励之夫妇等。大家都熟知当局下一步要做甚么。果然,据参加游行回来的人说,在游行现场有传言,说方励之在游行队伍中“跑前跑后地”指挥。这是一个恶化信号。

恶信号制造者的计算,早被天体物理学家们预料到了,并先发制之。那天上午在天文台原定就有一个报告会,由法国人 Jean-Marc Bonnet -Bidaud讲“毫秒脉冲星”。这个活动,不仅没有因游行而取消,而且台长李启斌教授(2003年去世)特别要我出面主持报告会,不少参加报告会的同事都明白为何如此安排,一到会场(即在“跑前跑后地”的谣言出现之前)就说:今天我们可以证明,方励之没有去指挥游行,而是在指挥“毫秒脉冲星”哪。谣言自灭。尽管如此,袁木等国务院发言人仍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点名:游行是由方励之等操纵的。

4月28日,第一次有人力劝我离家躲避,这是几位年轻的同僚。他们从高层关系上得知,有关方面(李鹏,李锡铭等)正在具体研究如何对付方励之等。几位年轻同事给我制定了甩掉跟踪的行车方案,也安排了隐藏地点和联系方式。例如,约定的联系方式之一是,电话铃响到第八次再接,等等。

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,一则觉得局势似乎还没有坏到要躲的地步,二则我也不喜欢就此离开同事。但是,我接受了他们的忠告,骑车要注意后面,尽量不要走夜路,等等,以防不测。

5月12日,学生绝食,运动如火如荼。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,也下降成第二条新闻。北京的学生和市民,感动了整个世界。一时似乎令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就在前头了。但是,学界的朋友,大都反对绝食。因为,“伺机扑杀”的危机并没有过去。不少人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。但不成功。

5月18日,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打来一个很恳切的电话,要我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。我也是主张停止绝食的,几乎被张说动了,想去天安门试试。但最终还是克制了冲动,没有冒然出发。张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,即于1986年12月23日夜,成功地说服科大学生结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的静坐示威。但那噎是我们的能力的上限了。我不具有说服天安门广场学生结束静坐和绝食的能力。

去大同

5月20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,人心浮动,形势更紧了。各种版本的黑名单,开始在国内外流传。每个名单中都有我,祇是排名前后略有不同。

5月22日我仍去天文台。同黄家声(当时研究生,现为Harvard- 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研究员)讨论我们的论文“A historical supernova''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”。这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。

我接到不少国外同行的电话,美国的,欧洲的都有,建议我离开北京。恰好,天体物理界预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开高能恒星天文学会议。当时,交通噎不正常,许多学术会议都取消了。但天文界却仍坚持原定计划。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传统,越是社会动荡的时候,天文学家越是要不间断工作,因为,那时的社会越是需要星占。现在,占星是不再需要了,但天空是最不理会社会动荡的。

5月23日,我和北京天文台一位年轻同事刘玉林,一起去大同。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。军用列车占用了北京周边的车道,民用列车无法正常调度。我们在北京站等了一天,没有等到去大同的车。不得不再回家。

第二天,5月24日,我和刘玉林再去北京火车站。终于下午6:00有一班车去大同。车经过昌平的时候,整个车站十多条车道,都停满了军列,我们的列车在唯一的一条空闲轨道上穿行而过。两边的军人就是后来从东面杀进北京的部队。

刘和我于5月25日凌晨3∶00到大同。我在当天上午报告,题为“超新星1987A的高能过程”。尽管这里也已被监视,会议仍一丝不苟地进行。

悬空寺前的“占卜”

5月26日,按会议安排,游著名的恒山悬空寺(一名玄空寺)。这个建筑堪称一绝。整个寺院大小数十个殿堂,都不是建在地基上,而是挂在一面极大的垂直的绝壁上。其哲学是,要想修炼以成正果,必须离开大地,隔绝世俗,不闻鸡鸣犬吠之声,告别红尘的纷扰。它的历史比北京天文台还长一倍,已1400年。其中也许会有有价值的历史天文数据。

会议参加者约30人,乘车到山脚,沿土路,漫步向寺区走去。远远就看到,在土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,站着一个人,衣衫褴褛,有乞丐状。当我们这群人走到拐弯处时,该人突然跑过来,从人群中一把拉住我,连说∶“我给你算命,我给你算命,不要钱,不要钱。”如前述,天文界的业余占卜爱好者颇多。不禁想看看这位“高人”的功力。“让他算,让他算!”这样,我就被拥簇到一绝壁下。30多与会者围在“高人”周围,似乎是在听一场外加的学术报告。

人静下来后,卜师首先说:“你是他的领导。”“他”指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刘玉林。这不难判断。我和刘的年龄差,一眼即可看到,猜到我们有师生关系,很简单。然后,卜师拉着我的左手,揉。说道:“你的手掌小,肉厚,很柔软。”这也不错,但祇是描述性的说辞。卜者又道:“这是虎掌。”心想,这是不是恭维话?卜者稍顿数秒,结论有了:“不过,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了,有大难,快往西走!”

众占卜爱好者没有提问,no comments.哄笑散。但有人心里即刻明白了,这位“高人”,十之八九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“线人”。不过,他可能是玩儿错了地方,这里研究各占卜学派的“高人”都有,他算是占门弄卜了。

不管“高人”指点的迷津,我们还是照样地走去,没有向西,也没有向东,而是向上。向上攀登悬在翠屏峭壁上的圣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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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客
   11/04/13 09:31:30 P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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