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时代有多少腐败 高干享受“特供”
1949年中共窃国,进城后不久,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普遍和严重。(网络图片)

当今中共官员贪污腐败相当严重,中共毛左借机宣传毛泽东时代干部作风廉洁,不少民众误以为毛泽东时代没多少腐败。近日大陆媒体曝光了一批国内出版的资料,揭示中共窃国之初,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,特权阶层已具雏形,高级干部享受商品“特供”。60年代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,许多中共干部强征粮食,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,致使许多农民饿死。

进城不久贪腐已普遍严重

所谓毛泽东时代真的“没多少腐败”,这只是某些人对历史的一厢情愿的解读。

1949年,中共窃国,干部进城后不久,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普遍,并且相当严重。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,并形成报告称:“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,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,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,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。”“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,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,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。”(《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》,1951年9月14日,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,203-205)

在此后毛泽东下令的“三反”运动中,据中央财政部、中央贸易部、中央水利部、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,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-40%左右。西北局报称:“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,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。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,有七个贪污。”“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。”

中共官员腐败被归罪为资产阶级的“猖狂进攻”

中共把自身官员的腐化归罪于“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‘猖狂进攻’”,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。毛泽东把“三反”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,将运动提高到“你死我活”的高度。

于是,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,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。因此,在“三反”过程中,严刑逼供相当普遍,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。而中共的“三反”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腐败问题。

进城同时,高干开始享受“特供”

中共进城之后,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。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(特供),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、警卫、司机、勤务、保姆、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、住房等特殊待遇。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,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。比如几级可配厨师,几级可配勤务,几级可配警卫,几级可配秘书,几级可配专车,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。

以住房为例,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。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“大花园精致住宅”;特乙级可享受190—195公尺的“大花园精美住宅”;1级可享受180—185公尺的“大花园精美住宅”;2级可享受170—175公尺的“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”;3级可享受160—165公尺的“上等住宅公寓”;4级则只能分得“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”;5级只能分得“120—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”;6级只能分得100—115公尺的“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”;7级只能分得80—95公尺的“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”;8级只能分得“老式立柱房屋”;9级以下只能分得“板房简屋”。

饥荒年代干部侵占民众财产许多农民被饿死

1959年至1962年,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“三年大饥荒”期间,神州大地饿殍遍地。当年许多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,“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”,不少干部甚至骂人、打人、押人、捆人、跪石子、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,侵犯人权,残害把农民迫害致死。在全国各地,残酷的案例,多如牛毛。

《经济观察报》2012年4月9日报道《跃进悲歌》,披露“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,在半年多时间内,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,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,其中13人被打死,12人被逼死,还有7人致残。950户人家被搜家、罚款,罚款金额高达15,000余元,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——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。”

除了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,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,多吃多占。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,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,

另一方面,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。为了应对饥荒,中共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“特需供应”。